红色经典小说的社会意义！！！！～？？？？？？？？？？？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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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小说的接受现状及意义
04级汉语言文学 李思

红色经典小说（以下称红色经典）特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的文学，它是中国现代农民革命史诗的激情写作，又称为革命叙事，是文学“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产物。在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他称这段时期为理想主义文学时期。基本特点是现实性，能反映整个时代风貌，气势雄浑。不仅情节有趣、充满英雄传奇色彩，思想也积极乐观，并反映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是以理想主义的艺术思维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全面去梳理和营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传统，并以史诗性的庞大气魄感染和凝聚新一代中国人对于现代政治革命理念的价值认同。”[1]不管后代对红色经典的批判如何强烈，不管它的文学艺术性如何缺乏，它的存在对我们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整个文学史及唤起民族记忆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 当下环境中的红色经典
当下环境红色经典思想教育在学校渐趋空白，学生学习革命烈士爱国精神和了解共和国成立史已经不如以前浓烈。同时社会影视改编中出现一股改编红色经典的热潮和风气，《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等多次被搬上荧幕。但其内容却与原著出现很大差距，一般都趋向于娱乐性、低俗化，爱情取代了革命而成为中心，反响也并不尽如人意。面对这股改编热，一些专家学者已提出了反对意见，并给出了改编红色经典的基本原则：如尊重原著基本的主题、人物关系、故事结构；尊重原著的价值导向；创作改编从现实出发，尊重原著的时代背景。戏剧理论家郭汉城说：“现在的一些改编者把人性卑微化，认为只有七情六欲才是人性，英雄的人性就是七情六欲，这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是‘自毁精神长城’。”作为审美意识的某种反映，并非改编一定不行，而是得把握一个度。，红色经典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它不仅仅具有文学史上的意义，还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生命经验，包含着一种质朴的、丰厚的道德情感。因此，每一个改编，无论对于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是一次历史意识、道德信心和生活趣味的考验。
北京大学的李道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祝东力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的张志忠等都认为，“红色经典”中所包含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青春激情等精神性内涵对于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有重要意义。无论怎样改编，都不能把这些精神财富改没了。改编必须要尊重原著尤其是原著的精神内涵。《文艺研究》杂志社的陈剑澜认为，“红色经典”改编热持久不衰，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它抓住了当代人的怀旧情绪。他说，作为美学范畴的怀旧是历史意识退化的产物或替代品，弥漫在“红色经典改编剧”的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怀旧情绪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我们的“历史记忆的空洞化”。由于历史记忆的空洞化，在重述“红色经典”时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用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念、生活经验去演绎历史，仿佛不这么做，革命生活就得不到合乎逻辑的再现。这究竟是编导刻意迎合当代“大众”的口味，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历史的能力？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革命时代的经验和逻辑离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确实十分遥远，但是在“红色经典”重述中，差异没有理由成为我们理解的障碍，相反倒应该成为艺术创造的前提和动力。简单地以今天的人情世故“同化”昨天的历史，看似顺理成章，实际上表明了历史意识的缺失。
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把红色经典小说进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表现。但改编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持其内容的严肃性问题。虽然这个年代日趋个性化，灵动化，不固守一个或几个成规，但红色经典中那种爱国精神还是不应遗忘的。我们没有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仍然存在甚至更加激烈，我们仍需全民一致的爱国精神来保卫自己的热土，国家的强大才有自己个人的荣耀。中国没有自己的信仰，随着全球化脚步，传统逐渐消失殆尽。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该思考的问题。

二 红色经典对于文学史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斗争着向前发展，每个阶段都会有新的成果。20、30年代的鲁迅、巴金、老舍、矛盾、曹禺等；30、40年代的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都是名留文学史的大家。但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意识形态占主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逐渐受到排挤而被边缘化。在政权的干预下，文学史由这批红色经典来填写，大部分作家纷纷响应国家的号召，投身创作赞颂革命的小说。就算有些仍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的创作精神的作家继续地下精英写作，可他的作品也很难进入文学史。因此，若完全否定红色经典，新时期的文学史将是一段空白。红色经典是一批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过滤和淘汰之后留下来的肯定具有价值，尽管时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经典的理由。
1949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的27年间，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经历了一个波浪的形态，处于浪峰的正是那批史诗性的红色经典小说。小说艺术地展现了农民革命的全过程，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势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全国上下所有人的精神支柱，这就是他们的信仰。且不论这“信仰”本身如何，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无信仰将会有质的区别。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信仰的巨大力量，没有信仰的民族决不是个强大的民族。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反映现实又高于现实。虽然作品中所反映的人物语言与思想过分崇高化，但这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也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新中国作家的创作源头是对革命胜利后中国如何走上革命康庄大道的历史复述或追忆，这些小说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社会发展的必然。从整个历史发展纵深看，缺失这阶段的文学，中国文学史便出现断裂现象。这时期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就是其价值所在，而艺术性次之。冯雪峰在《论》提到“从我们文学工作上说或从人民文艺生活上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2]丹纳《艺术哲学》也说种族、环境、时代是文学发生的动因，他认为艺术作品是一种社会现象。他还提出了判定艺术价值的标准。即，艺术作品再现种族、环境和时代特征的程度及效果。农民革命军的胜利必然决定文学得歌颂农民。建国后，农民英雄形象及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传奇故事，随着以农民为主体的现代革命政权的确立，被人为地加以神化：农民出身地革命英雄被作家赋予思想的绝对先进性（《暴风骤雨》、《保卫延安》、《红旗谱》），农民在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被描绘成绝对主力军（《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描写土地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角，革命彻底；党员英明果断。都是反映当时现实并拔高农民形象，为当时意识形态服务；冯德英《苦菜花》表现共产党怎样领导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贫民姜永泉在党的指挥下完成了对日本人的反扫荡；《山乡巨变》讲述的是清溪乡建立初级社和发展高级社的故事。文本中无私的党团员形象便是这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赵树理《三里湾》描写农村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小事，以邻里间人事纠葛为主要内容来表现农村社会变迁中农民的命运和思想变化过程。作者自己就希望他的小说“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除了这些写农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小说外，很大一部分的红色经典是革命战争小说。《红日》讲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莱芜和孟良崮两场战役，打败了国民党的王牌军七十四师的故事。《保卫延安》则更直白地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如周大勇明确地说“我军能打胜仗，那是因为凭借着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们群众”。那个时代的爱国精神及那种集体主义思想全由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和动作、神态表现出来。
所有这些作品都在政治意识形态下进行，充当着国家的喉舌，宣传党的宗旨。所取题材注重革命的历程性，“这种现象在过去时代或在其他国家小说创作中，是罕见的，所以是中国当代小说的特性之一。”〔3〕红色经典的作者们大部分放弃城市生活，扎根农村，全身心融入其中，对农村有了真实的感官体验，所写的东西也就不会出现逻辑错误。艺术真实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虽然有过分拔高共产党和农民形象，体现了人性完美的理想化追求，但人物还是有个生活原型的，而非作者凭空捏造。比如《夜之交流》就是作者梁斌根据1932年家乡发生的高蠡暴动改编而成，其中牺牲的小马同志就是主人公原型。梁斌说《红旗谱》“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是我母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只是没有我书中所写的那样强烈和完整。”[4]当下去看《青春之歌》的内容与思想会让人觉得升华得过分伟大和崇高，但作者杨沫在后记中这样说“这些人长期生活在我的心中，使我多年来渴望有机会能够表现他们。所以这书中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5]因此无论怎么说，这批作品都真实记录了中国成立的艰辛与不易，成为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的精神支柱。可以说生活在那个年代虽然物质生活很艰辛，但在精神上是充实的，从某些角度说我们当下的精神生活正趋荒芜，较之后退了。其次将按段历史以文本形式记录下来也是对那些革命者的一种精神奖励和鼓舞，有利于振奋士气；同时流传后世，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素材。最主要的是这十七年的红色经典，为中国文学史的完整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文学史强调的就是它的连续性，而不是单以作品的文学艺术特性为唯一标准。当一部作品被拉入“史”的范畴来讨论时，就必须联系时间上（历史发展延续性）、空间上（各类文学样式共时性存在）的因素来考查、定性。
三 红色经典对于唤起记忆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的领导权还不稳定，仍面临着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问题。为了巩固政权，统一意识形态，增强凝聚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文艺运动，如整风运动、“反右”、以及后来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所谓的文艺运动都是出于一定的政治需要，都是为统一思想、巩固政权而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可以概括那个时期文学创作特点。文学的社会政治效用，是毛泽东的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毛泽东不承认具有独立品格和地位的文学的存在，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而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和互相对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这样，从40年代的延安文学开始，文学写作、文学运动，不仅在总的方向上与现实政治任务一致，而且在组织上，具体工作的步调上，也要与政治完全结合。红色经典就是产物之一。
所谓“红色”，在我们中国就指共产党的范畴。红色经典大多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运用宏大叙事展示现实，缅怀革命战士，具有现代民族史诗的品格。“广而言之，从清末民初的民主与帝制之争(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大革命时代的风起云涌(欧阳山((三家巷)、《苦斗》)，红军时代的艰苦卓绝(梁斌《红旗谱》、王愿坚《党费》和《七根火柴》)，抗战八年的血肉长城(冯德英《苦菜花》、知侠《铁道游击队》、刘流《烈火金刚》)，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摧枯拉朽、风卷残云(杜鹏程《保卫延安》、昊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都在表现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方面，在文学范式的创建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6]红色经典里的积极乐观，理想主义，在现在看来是很不切实际，甚至有些浮夸，可那是时代使然。在那种艰难的战争年代，为了革命，为了自己的“信仰”，热情高涨，生命都可以抛弃，缺少理性的思考是必然。在付出血汗努力后终于获得了战争的胜利，获得了相应的权利，共产党的威信逐渐提高。在新中国成立出气出现这大量的红色经典小说，用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革命颂歌，讴歌了人民解放军英勇机智、勇于献身的精神和革命胜利后的全民狂欢。革命历史叙述是国家意识形态维护自身合法性与延续性的重要文学手段，因而各个时期均有国家体制约束及支持下的革命历史书写；另一方面，“革命历史小说”还以否定性的方式构成了所谓精英文学或“纯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刘再复《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当然除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外，用文字记住革命传统和历史、让后代铭记他们开国建业的丰功伟绩也是统治者的意图之一。
我们新时代的几代人，没有经历过革命，若没有这些红色经典系列，我们对祖国的历史将了解地更少，甚至断裂。我们都知道“前车之鉴”这个词，历史的苦难只有在它被记忆的时候，才有可能转化为积极的思想资源，为现在的事业所用。可对于战争，人们向来喜欢选择遗忘，忘记历史、忘记疼痛，自动回避让我们痛苦与尴尬的阶段。鲁迅一直深恶痛绝的也包括我们中国人缺少直面现实的勇气：“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7] 社会进程的高速商业化，使我们新一代轻易地推开了一切的历史重负，转而寻求心灵新的满足方式，陷于物质和欲望的旋涡不能自拔。在这种精神家园逐渐被欲望腐蚀的关键时刻应该以这批红色经典来鼓舞一下斗志。西方有位哲人雅克•德里达曾说“唤起记忆就是唤起责任。”无论红色经典是文本形式还是被改编成电影电视，都广为农民所喜闻乐道。《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农民抗日的片子，不仅上一代中国人喜欢，我们这80一代及90一代都对其有很大兴趣。它在一种拔高中国人、贬低日本人的氛围下宣传党的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无形中唤起了国人的爱国热忱。这比一味地用语言宣传要好的多。那个年代对于爱国、爱党都非常热情直白，是整体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然而如何，个性张扬，没有比较统一的意识形态，爱国主义的话题已被边缘化，处于被嘲讽的状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民族没有信仰，若再没有相对统一的国家意识来增强凝聚力，中国强大的出路在哪？时下漠视红色经典不说，甚至胡乱改编，完全违背原义，将之低俗化。这都是急功近利的商业心态的产物。我们需要重新拿起经典来沉静我们的心灵，唤起我们的责任意识，但不是用如此嘲讽和庸俗的方式，而需要一种颗严肃庄重的责任心。
四 结语
红色经典小说是现代农民革命史诗的激情写作，有着许多可以学习的精神和处事作风，譬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等。虽然作品被政治意识形态占据大部分空间，出现艺术的缺席和人性的缺席，但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其潜在价值和对保证文学史、革命史的完整性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也维护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